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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精神赔偿」收紧安全围栏,金融风险防范永远不会停止

时间:2021-05-03 20:58:31作者:佚名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金融风险处置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2020年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战役的最后一年。三年来,一批重大问题和隐患被“精准拆除”,一些难以处置的硬骨头最终被“啃”掉,许多潜在风险被从源头化解。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技术的监管,确保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完善金融风险处置工作机制,夯实各方责任,牢牢把握无系统性风险底线。

两会期间,很多代表表示,风险防范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不能放松。

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取得决定性的成就

近年来,金融风险从分散到集中,保持了无系统风险的底线。一组数据可以客观地反映:

-金融体系内的高杠杆已经下降。2017年至2020年,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3%和11.4%,约为2009年至2016年年均增长率的一半。

——银行业不良资产识别和处置迈出大步。2017-2020年累计处置不良贷款8.8万亿元,超过前12年总和。

-影子银行被有序拆除。集中管理后,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比历史峰值下降了约20万亿元。

此外,近年来,金融犯罪得到严惩,非法金融集团风险逐步化解,大量非法集资案件得到有序处理,互联网金融风险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其中,中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数量从巅峰时期的5000家左右,到去年底为零。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集中整治了“无证驾驶”非法从事金融业务的混乱局面。

金融机构的高风险问题也得到了安全有序的处理。比如恒丰银行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收缩老股东股份、地方政府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稳步化解风险,完成市场化改革重组,从“坏银行”变成了“好银行”。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表示,三年来,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方面取得了决定性成绩,在不良贷款、影子银行、高风险机构、互联网金融活动、处理重大非法集资案件等任务上取得了重要成绩,保持了无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金融风险防范“现在时态”

关注多个关键领域的风险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金融风险防范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尚福林表示,目前,我国经济复苏基础仍不扎实,疫情和外部环境变化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信贷风险存在一定滞后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仍有必要,要统筹解决各种存量风险,防范增量风险。

金融系统的许多代表指出了在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其中宏观杠杆率、信用风险与不良反弹、房地产市场、高风险机构处置等被多次提及。

NPC财经委副主任、NPC财经委副主任刘新华提出了防范金融风险应关注的三大问题:一是保持宏观杠杆基本稳定;第二,高信用债券违约影响市场声誉;第三,跨越地区、行业和国界的金融风险。

“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积累了一定的潜在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许认为,要加强短期货币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与名义经济增长率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关于不良贷款的反弹压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峰表示,一方面,商业银行要配合政策要求,做好扎实的资产分类工作,充分抓住调整不良处置政策的机遇,加快资产处置;另一方面,需要增加供应,准备足够的弹药来抵御风险。

“去年的‘咏梅’信用债券违约事件暴露出中国债券市场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债券市场的法制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许建议,要进一步压缩各方责任,强化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加强监管协调和统一执法,加强法制建设,化解债券市场制度风险。

改善问题机构的风险处置和退出

进一步建立金融安全网

目前,在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处置方面,高级管理层非常重视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完善。可以预期,在下一阶段,理财部门将在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通过收紧制度围栏和弥补监管缺陷,我们将进一步建立一个金融安全网。

从长远来看,“十四五”计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弥补监管体系不足,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有序推进金融创新,完善全覆盖风险的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制化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表示,“十四五”期间,鉴于金融创新发展和金融风险演变的特点,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逐步将重大金融活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纳入宏观审慎管理,重点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整体监管。

“在应对和处置金融风险时,我们将要求进一步压缩股东、各债权人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并与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把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陈对说道。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问题机构的风险处置和退出是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几位代表建议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制度。

自2019年以来,金融监管当局采取了接管和重组包括宝商银行在内的十几家不同类型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处置措施,并使宝商银行等一些有破产原因的机构破产。

“然而,社会乃至监管当局理解金融机构能够‘站得住’、‘退得住’而不是‘破得住’并依赖于国家的底层,这种情况仍然很常见。处理这些问题的金融机构大多采取金融风险处置措施,几乎不进入破产程序。”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认为,缺乏适度破产风险意识和压力的金融市场至少是不活跃和不健康的。

郭新明建议修改《企业破产法》,增加“金融机构破产”的专门一章,规定金融机构的破产原则和相关制度,引导法律法规对金融分业经营的破产规定。同时,明确了金融监管部门、存款保险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和被保险人保护基金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破产清算中的职责及相关绩效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也建议,在修改《企业破产法》和增加“金融机构破产”专章的基础上,继续总结和探索经验,进一步加快全国人大制定规范、系统的金融机构破产法。

金融风险处置的工作机制也在逐步完善。不久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银行保险机构追偿处置方案实施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责成符合一定条件的银行保险机构在自助的基础上设立“生前遗嘱”。包括制定恢复计划,在出现重大风险情况时,主要通过自救、股东协助等市场化渠道解决资金和流动性不足,恢复继续经营的能力;当恢复计划不能有效化解重大风险,或者可能引发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时,将通过处置计划实现有序处置,维护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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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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